我能不能是另一个海伦·凯勒？

      1980年，9岁的我彻底失明了，我进了沈阳盲童学校读书。14岁那年，开始写日记。一天，我问自己：有一个美国女孩海伦·凯勒既盲又聋哑，却成了作家，从毅力与坚强的角度来说，我能不能是另一个海伦呢？

      初中毕业后，按照一般盲人求生计的方法,我应该进入按摩班，将来做一名按摩师。我去了，学习了一段时间，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职业。我觉得自己应该选择自己真心喜欢的工作。

      "孩子，你是一个盲人，这条路更容易走！不然，你会吃苦的！"家里大人说。

      "盲人也可以干点儿别的。即使要冒些风险，也没啥。"我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明眼人能做的事情。

      1986年,我去一个高考补习班报名。招生的老师非常惊讶地问我："有招收盲人的大学吗？"我说："现在还没有，不过，万一有了呢？"老师拗不过我的执著，同意了。

      做点儿明眼人以为简单的事情对一个盲人来说，真难。别人上课带眼睛与耳朵，我带耳朵与录音机。我用录音机把老师讲课的内容录下来，课后用盲文整理成笔记。从没有读过高中的我，需要将3年的高中课程压缩在一个录音机里，在为期一年的补习班里整理成盲文并理解掌握。这难，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但怎么面对并战胜自己的自卑呢？我拄着一根盲杖，走在同龄人灵巧轻捷的身体中间，自觉既笨拙又丑陋。每次上课铃响后，等同学们都进入教室坐好，我才悄悄地走过走廊，在教室的后排默默坐下。我想跟同学们一样携着青春的朝气一阵风似的走过走廊，但我不能。每当这时，我都鼓励自己：社会是由大多数明眼人组成的,残疾人要同明眼人生活在一起，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该填写志愿了，同学们都很兴奋，我却茫然了。

      没有我能去上的大学。没有我能填写的志愿。但我相信,艺不压身,知识不会白学。我在家里读书，开始摆弄起吉他，时间一晃到了1991年。那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开办了中文专业，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

      大学里，我收了若干个徒弟，我教他们弹吉他，他们则为我读书。一系列文学名著我是听声音读到的，我最喜欢的书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梵高传》。大学里，我感到了梦想成真的快乐，身体里年轻的血液奔涌着,那是催促草木生长的力量，充满了向前方向远方而去的激情。大学里，我喜欢过两个女孩，默默地喜欢，默默地失恋。

      行吟诗人也是一种职业

      199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做工人。厂里并没有我可以做的活儿。厂家不过是为了免税，按规定招了几个残疾工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得知真相，我有种受骗的感觉，屈辱感使我的脸颊火烫火烫的，我对父母说："我是一个什么大学生？别人还是把我当做一个废人！"

      这时的我弹得一手好吉他，能唱一首又一首好歌。我想到，古希腊那四处流浪，弹琴唱歌吟诗的"行吟诗人"。我冲动地背起吉他，对父母说："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我要去北京！" 1995年，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

      第一次远行我选择的工作是盲人最古老的职业：街头卖艺。

      每天清晨，我离开位于圆明园月租80元的出租屋，混杂在小商小贩以及众多从城郊去市里上班的劳动者中，背着吉他与音箱，卷一张大饼，拄着盲杖走到海淀图书城。支好音箱调好弦，我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甲克虫"，从早上唱到日落西山，从逐渐变冷的风中知道自己该下班了。有时，我憧憬未来：希望跟所有普通人一样，恋爱、结婚、生子，享受到属于正常人的天伦之乐。

      我在拥挤的街头结交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他们大都是听我唱歌而认识我的。他们中有大学生、有北漂的演员、有诗人、也有盲人。我向往他们叙述中的城市、风景与故事感慨之余，我写出一行行诗歌。一个朋友说："云鹏，你能写诗，你为何不写自己的歌呢？"一语惊醒梦中人，于是,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首歌:《孤独就是我的家》。

      随后的两年里，我去过南京、上海、杭州、青岛与长沙，一路卖唱。在不同的城市，喝不同牌子的啤酒，感受不同纬度的季节，我用脚与耳朵印证书本上的山川风物。行走开阔了我的视野，我用整个身体和心灵感受着人间万象。

      又过了一年，我重新回到北京，开始进入酒吧唱歌。我将游历中积累的经验细细咀嚼，把那些异乡的风景,那些曾经感动过我的人唱进歌里。

      将爱情之果还给树枝

      1999年，我恋爱了。女孩的眼睛很亮，一眼就认定街边唱歌的我是个好人。

      女孩在读大学，却要请我吃饭。"不行，该我请客，我是上班的人了！"我说。女孩很执拗："你看不见，而我看得见。该我请。"

      女孩常来找我聊天，读书给我听，听我唱歌，照顾我。自然而然地，爱情的种子萌芽了。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挽着一个盲人歌手走在春天的阳光下，朋友们都来祝福我们。大家坚信：人与人是平等的，爱情没有残疾。

      一年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栏目将我与女友的爱情故事搬上了荧屏。女孩的父母在电视中看到了，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嫁给盲人。找了个做律师的亲戚来北京找我谈判："怎样你才能放弃他的女儿？"我说："不能。"对方质疑："作为一个盲人你能给她幸福的生活吗？"我说："能，我劳动，我挣钱，我可以养家！"对方扔下一枚炸弹："残疾与正常，太不和谐了，你会耽误她拥有更好的生活！"我犹豫了：从我的角度说，我可以尽最大的努力给女孩最好的生活，但这种努力与一个明眼人能提供的物质生活毕竟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我无法回避的事实。

      女孩在父母的阻拦下也犹豫了。女孩正值考研复习，为了"不影响她考研"，我对自己说："就像把一枚还未成熟的果实重新还给树枝，把爱情之果悬置吧。"

      为了远离爱人，我选择暂时离开北京。在宁夏，西北荒凉强悍的气质安慰了我伤痛的心灵；在兰州的一家酒吧，我在自己平静的歌声中意识到，自己这一走也许就是一种默默的分手。

      爱情没有了，还有歌声。从格尔木去拉萨的路上，我重新酝酿着自己的未来。汽车翻越唐古拉山顶，不断攀升的海拔倒腾着我的胃，身边只有一瓶矿泉水与两个包子，吃下食物，又全吐掉，头晕，太阳穴针扎般地疼，我不得不在中途下车。

      休息后，搭了货车，我来到那曲。找到旅馆住下，我向服务员打听哪里有可以卖唱的酒吧。服务员听我说到唱歌，自己先唱了一首。

      服务员叫卓玛，昌都人，有一种云雀般的嗓音，她的歌声让我惊讶。

      "你唱得太棒了！你如果去北京唱歌，肯定会成功的！"我鼓励她去北京。

      "我不！"卓玛说，"像我这样嗓子的人，西藏多着呢。"

      "但北京少。你不去，真可惜了你的好嗓子。"

      现在，我过得很平静，工作着就能唱歌，我很喜欢。"

      卓玛的声音就像纯净深远的蓝天，充满力量又无比安静。"我蓦地意识到，这才是宁静而致远。卓玛没有任何功利心，所以，她的歌声才如此美好！"于是我提醒自己不能为了虚荣而歌唱，活在自己歌声中的人才能唱出动人的声音。

      在卓玛介绍下，我去了一间藏族人的酒吧工作。两个月后，我赚了路费，继续往拉萨而去。

      活在自己的歌声中

      从西藏回到北京的那一两年，我认识了一大批写诗的朋友与专业的音乐人。我不仅去酒吧唱歌，还去俱乐部与诗歌朗诵会上演出。我唱自己写的歌。

      一般人写歌都有乐谱，我没有。我先有歌词，再哼出曲子，用录音机记下。我一个人一把吉他就是一支乐队。朋友说，我的曲风属于民谣。

      "摩登天空"音乐公司想录制一张民谣的拼盘CD，"美好药店"乐队的小河向公司推荐了我。试唱时，我唱了《我听到某人在唱一首忧伤的歌》，歌声完毕，听者竟然不发一言。我想也许没戏了吧。没料到，公司竟然决定出一张我的个人专辑。

      从通县的住处出发，转几趟公共汽车，到了西城花园村的录音棚。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还是有些紧张。第二天，我在自己的歌声中从容、淡定。半个月后，录音完成了，我如释重负。专辑的名字叫《沉默如谜的呼吸》。

      一天上午，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庆贺我的CD发行。朋友说："你是幸运的，你战胜了命运。"我否定朋友这种说法："我不是那种爱向命运挑战的人，并不想挖空心思征服它，我和命运是朋友，我们形影相吊又若即若离，命运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我到处走，写诗唱歌，并非想证明什么，只是我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像水一样奔流激荡。"一大串话听得朋友哑然，磕巴着说："你的眼睛一点儿也不瞎啊！"

      话是这样说，但我的内心始终充满着弱者的忧伤，"有眼睛当然比没有眼睛更容易获得幸福"，"盲人即使再奋斗，还是有无法逝怀的遗憾"，我惟有更加努力才能去弥补失明的遗憾。

      生活中，很多人帮助过自己。这一点，我一直记着，并尽我所能也帮助别人。很多朋友都曾向我倾诉自己的苦恼，我总是能想出办法宽慰他们。"这点儿苦算什么，真正受苦的人你还没有见着呢。"我实际是想说,痛苦没有用，重要的是行动起来，可能苦难无法避免,就像我永远不能复明，但上天没有剥夺我们寻找幸福的权利,比如爱上某人,并想跟她结婚,通过劳动获得微薄的收入和属于人的尊严……就是这种心理，让我一直比一些明眼人更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说，自己的梦想。

      去年我与一个朋友一同发起了一场义演晚会，晚会所得的款项全部捐助给了瘫痪少女谢颖。谢颖因一次失败的脊柱矫正手术，在床上躺了近10年，再做一次大手术就有可能使她重新站立起来。我了解到她的情况后，一直在尽力帮助她。

      现在，陪伴在我身边的是一位画油画的明眼姑娘。我与她相爱一段时间了。虽然北京天气酷寒,可我心里无比温暖,因为我感觉自己实实在在地爱着别人,也深信,有个人在时时刻刻地惦记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