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鲍尚培，我叫何若松。从初中到高中，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就是单纯的同学。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们俩成了两口子。那时，他在天山脚下的军营里，我在长江之滨的小城中，思君不见君，书信寄深情。

     我们俩相隔万里，正常情况下，信在途中要走七天。每周我能收到他两封信，我只能给他一封。工作、家务、孩子，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写信。他说：“我把你的信放在抽屉里，有空就拿出来看看，你的一封信我当作了三封五封。”他的信里有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有对大漠风光的描述，有对军营和战友的热爱，有诗词和散文；我的信中有工作学习，有家长理短，有父母弟妹，有女儿的趣事和涂鸦。一九八三年五月，他在一封信中寄上了几颗白杨树的嫩芽尖尖和一张《北国之春》歌谱，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晚饭后我在营区的马路上漫步，没有目的，任凭两脚带着我向前，心中却是无尽的思念，想念你和孩子。团部的大喇叭重复播放着《北国之春》，‘……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回到你怀中？’歌声更加强、加深了心中的思念，停下脚步，转向东南方，家乡的方向，抬眼极目，渴望目光穿过茫茫苍穹、重重阻隔，看到你的倩影和孩子的笑脸！眼睛看酸了，收回目光，转向路边的白杨，眼前一亮，哦，杨树发芽了，姗姗而迟的春天啊，终于来到了戈壁。我飞奔几步跃起，拉弯一根枝条，摘下这几颗嫩芽寄给你，军营故里同思念，塞北江南共赏春。再抄上《北国之春》歌谱，我回家后听你唱。”读着这样的文字，怎能止住泪水？抱着他的信、歌谱和树芽儿，我哭啊，想啊！想他，想得揪心，想得心痛，想得心碎！痛苦的思念中又有另一番滋味——被一颗滚烫的心深爱着，无论相距多远，都能感受到温暖。我们俩都十分珍惜彼此的来信。我给他的来信编号，也给自己的去信编号，有时还在去信的信封上注明该信是回复他的第几封信的，几个简单的数字，别人不懂，他能明白。当我们俩团聚的时候，就把这个阶段的信件整理保存好，若干年后编辑成册，就是我们俩的《戈壁——江南》。

     团聚的日子是快乐的，两颗年青的心释放浓缩的情感，甜蜜和热烈；团聚的日子是快乐的，即使是临时住所，他也会安排得整洁舒适，迎接我和孩子去部队休假，他尽其所能做家务、照顾孩子、陪伴我，我会做好饭菜，带着孩子到路口迎接他下班，三口之家的小日子啊，温馨和美满；团聚的日子是快乐的，更是宝贵的，我们俩数着过，临近分别，他看着西天落日，忿忿地说：“我真想借后羿射日的长箭，定太阳于中天。”然而，转眼就是分别的前夕，我们俩默然而依，两心相通，万般柔情尽在不言中，“唱支歌吧。”他的提议打破了沉默，“雁南飞，雁南飞，雁叫声声心欲碎，不等今日去，已盼春来归，已盼春来归……”我轻声唱着，两人都泪光闪闪，又泪光闪闪地计划下一次团聚的日期，留一份期盼在心里，送一份安慰给对方，团聚与分别的日子啊，短暂和漫长！

     婚前，他曾对我说：“嫁给一个军人，将来照顾父母和孩子的负担都要落在你肩上，我却帮不了忙，你会比别人多吃苦受累。还有，我们将长期分居，你要能忍耐孤单和寂寞。这些都是将要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你要好好想想。”我对他说：“军人也要结婚，也该有个家呀。”他看着我，眼睛又大又亮，看了好一会儿，说了三个字：“谢谢你！”其实，他所说的，我都想过，有思想准备和自信。然而，我并没有坚持几年。

     一九八五年，这一年我们俩结婚五载，这一年我们俩都三十岁，这一年女儿三岁，这一年我患眼疾双目失明。躺在北京同仁医院的病床上昼夜难眠，为自己想，简单明确——世上盲人千千万，别人能生存，我也一定能行；为他想则千头万绪——部队正培养他，送他到国防科工委干部学校学习，继而将他从汽车团调到基地司令部任秘书，不久前又让他下基层锻炼。一个三十岁的军人，拖着幼女残妻，还能做什么？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我想做出决断，但是太艰难，太痛苦。我能平静地接受疾病和残障，却难以平静地面对他。探视时间，他轻轻走到我的床边，握住我的手，轻声叫我的名字，我的泪水就成了泉水。那天下午，阳光很温暖，他搀着我来到医院的小花园，在一条长椅上坐下。他的双手紧握我的双手，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要对我说什么，但是你最好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说。我已经想好了，也决定了，我准备要求转业，回到你和孩子身边。你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我的眼睛很好，以后我们就合用一双眼睛，我要搀着你走完一生。”他的声音不高，在我听来字字铿锵。我扑进他怀里，放声嚎啕，是感动也是释放，他也哭了，说：“哭吧，痛痛快快地哭，就哭这一回，以后不许再哭。”

     一九八六年，他转业回到家乡，在中共当涂县委机关工作。八七年和八八年他利用业余时间，通过了十二门课程的自学考试，拿到安徽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大专文凭。我则离开财务工作岗位，在黑暗中摸索着学习做家务，学习盲文和文学创作，并渐渐融入社会，义务为残疾人工作。平常的心，真挚的爱，帮助和激励我们俩平静地完成了人生中一次艰难的转折。这个转折不仅是人生目标的重新定位，还包括生活中的许多细节。比如，过去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相互理解和默契，而现在，语言成了交流的主要方式。他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因为我而改变了。每次出门，他说：“何若松，我走了。”回家一进门就是“何若松，我回来了”。出差在外，一天内能接到他的两三个电话，问问我和女儿怎样，说说他怎样，始终如此。前年，他和同事们一道去九寨沟旅游，我接到他的电话，“何若松，我第一个登上了海拔三千多米的黄龙山，比他们年轻人还厉害，说明我身体好，我很高兴，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也高兴。我再把看到的景色告诉你，你就和我一起看啦……”。听着他气喘嘘嘘的声音，我能不感动嘛！他给与我的感觉总是最真实、最淳朴的，常常激起我内心最柔软的情感，把他看作可爱的大孩子，象母亲对待孩子那样照顾他。当然，遇到事情，他是我第一个倾诉和商量的对象；学会一首新歌，他是我的第一个听众；完成一篇新作，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偶尔，我们俩也有不痛快的时候，我跟他嚷嚷，他不搭理，我把想说的嚷完了也就算了。对于女儿，我是严母，他是慈父，女儿跟他很顽皮。女儿十来岁的时候，暑假的一天，拿着一把花花绿绿的橡皮筋给爸爸梳小辫，又让爸爸穿上我的花裙子。他一声不吭，任凭女儿胡闹。“哈哈哈”，女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把爸爸拉到穿衣镜前，又把我拉到她爸爸跟前，要我摸摸。我伸手从头开始，啊！至少有二十多个小辫儿竖在头顶，往下，摸到满嘴胡茬，再往下是光膀子，继续往下，是裙子，我的脑子里立刻有了他的整体形象。“哈哈哈”，我笑得在床上打滚，女儿在地上打滚，他坐在椅子上连笑带喘喊“哎哟”。呵！一年又一年，女儿长大了，不胡闹了；一年又一年，女儿长大了，上大学、工作、成家、生子，忙她的去了，但常回家看看，我们俩乐享天伦。

     我们俩的四位老人已有三位去世，我的父亲健在，九十四岁高龄。老爸说女儿女婿孝顺，乐意和我们俩一起生活。抚养孩子，赡养老人，服务社会，不知不觉，我们俩老了，到了做伴的年龄，晚霞余晖中，常相挽着沿僻静之路悠然散步，什么都可交谈，什么都可不谈，随意而轻松。

     今年，我们俩都满六十周岁，肩并肩，走过了三十五年婚姻之旅，他搀着我，走过了三十年人生之旅。两个人的心和情揉在一起，过着自己的日子，简单实在；又在自己的日子里，酿造生活的美酒，绵厚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