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的解学敏外表上是一个地道的晋南老农民——一口浓重的乡音，把手插在棉袄袖子里保暖，喜欢抽当地很流行的“钻石”牌香烟。但在我省运城，这位双目失明的退休教师却是远近闻名的法律援助志愿者，被山西省司法厅授予 “优秀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

      在运城市临猗县老堡村，解学敏的家与其他村民的家有些不同，他家没有其他村民家门口常见的 “泰山石敢当”“土地神”的石碑，一块闪亮的 “义务法律服务接待站”挂在门口。 他家里是全村较早安装电话的，现在这部电话成了解学敏的 “法律援助热线”，每天电话响起找老解的时候，就是他 “律师”生活的开始。

      老师变“律师”

      1935年5月9日,解学敏出生在一个普通山村里,父亲早亡,年少的他靠母亲一手拉扯上完了中学。随后担任起小学教师,一干就是30多年。其间,他转换过多个学校,当教学骨干、业务领导,甚至当过校长。

      1980年,正在教学干头上的老解发现自己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导致看不清东西,去医院一查,竟然是严重的白内障。住院治疗后,一场手术以失败结束。这一年,老解被迫提前退休。四年后,老解彻底双目失明。“那是一段苦闷的日子”,讲起那段时间,他显得很伤心,“每天都说不了几句话”,原来每天在课堂上能把唾沫说完嘴说干的他在家中常常无故发脾气,家人都被他骂了个遍,甚至动了自杀轻生的念头。家里人轮流看护,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儿子听从别人的建议,买了个收音机给老解解闷,这个小小的收音机改变了老解。

      他什么节目都听,有时候抱着收音机能从早听到晚,连吃饭的时候都听着。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山西广播电台的法律节目,“那是一个《法律学习》节目,每天晚上8点50分开始,一直到9点半。”

      早在当老师的时候,村里许多人要打官司,都请老解这个村里不多的文化人来写状子。生性就爱打抱不平的老解在那时候就看过一些法律书籍,常替人出主意。而如今,没有开口讲课机会的他发现,法律能给他讲话的“机会”。“帮人打官司”的想法在他脑海中诞生。

      他把这个想法当做秘密保留了两年多。在这两年里,每天广播的时间一到,他就准时调到那个固定的波段,收听法律节目。慢慢地一个台的节目不过瘾,他又找到了中央台,运城台的法律节目。“星期三,星期四的下午3点到3点35分是运城台的《律师热线》,讲的是一些实际的案子……”

      老解牢牢记住了各个电台法律节目的时间。有些案子他不懂什么意思,就默默地在脑子里记下来,托孙女帮他买回相关的法律书来,回来给他一条条地念。老解越学劲越大,家里人没时间,他就弄个书签把问题别住,然后拿书去叫村民、村干部、儿媳、自己以前的学生,反复念给自己听。

      为了弄懂法律,他这个老教师又变成了“小学生”,日积月累地用心铭记,使他对《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常用法律条文和相关知识背得滚瓜烂熟。

      1987年,一个远方亲戚来老解家串门唠家常时,讲起了自己的一个民事纠纷很是苦恼,围坐的一家人都纷纷出主意。在一旁听着的老解突然说“法律上有这么一个规定,你去找找……”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找来法律书一看,一点也不差。然后老解口述,别人执笔写下状子就打赢了那场官司。

      邻居们知道了,临猗县的人知道了,运城市其他县市的人知道了,“盲人律师”老解的名号越来越大。

      其实,由于年龄和残疾的原因,老解并没有考取“律师证”。所以,他还不是律师,只是一个法律工作者。

      代理案件二三事

      1990年,老解平生第一次正式代理案件。一帮乡亲请他去打土地官司,对方是村委会。

      “我为啥要弄这个官司?那时候我刚刚学了土地法,那些农民们的地被收走了却一点补偿也没有。我听他们说了几回,就很生气。”“我这个人爱打抱不平,听这事就觉得是在欺负人,所以也没想那么多,就答应了”。

      参加开庭的村民王存进依然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的法庭还很简陋,都是木条凳,老解一进去,所有人都盯着看,很多人都纳闷“这瞎老头还来告状”,等法官宣布他是原告的代理人时,旁听的一些人包括法庭的工作人员都一起发出了“啊”的惊叹声。不但旁听村民,连当时的法官都压低了声音问老解的当事人“这瞎老汉能弄清楚这里头的事吗?”

      开庭后,老解的表现让人惊讶,一方面指出根据国家《土地使用法》的法律规定,征用农民用地应该有所补偿;另一方面,旁征博引,举例子说“这就好像工人上班,单位给发了工作服,工人都穿了十多年了,现在你要要回去,要回去也行,但不能让工人光身子呀”。法庭上许多人都佩服老解讲得既有道理又浅显易懂。

      “其实上庭后,第一次听到‘现在开庭,请肃静’时,我心里也嗵嗵地跳,想压都压不住,后来一想,我跳什么,我跳是我害怕呢,我害怕什么?我是替当事人说话呢,而且我代表的是原告,心里还有点底气。”老解描述起当时法庭的情况仍然是记忆犹新,他记得在陈述的时候现场非常地安静,他都能听见自己声音的回音,法官经过调查后最后宣判的结果是原告赢了。

      退庭后那位曾经质疑老解的法官,握着老解的手说,“老先生你眼睛看不见,可今天不简单啊!”

      做法律代理人不光需要法庭上的冷静和善辩,更需要细致和认真。在临猗县流传“瞎眼老解智斗两律师”的故事,那是在2001年,老解代理了临猗县张廷芳离婚案的案子,案子的焦点是夫妻双方都希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对方律师是法院原来的院长和副院长,大家都认为老解代理的女方胜诉可能微乎其微。老解冷静地指出孩子在校期间,辅导功课、参加家长会等都是女方出席,女方比男方更了解孩子。老师的证词、邻居的证词、街道办的证词、都有力地证明了男方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家,也没有履行家长的职责。

      最终,女方赢得了孩子的抚养权,这成了当时临猗县的一件大新闻。

      最近的一次历险是在闻喜。2007年9月份,两个新绛县的农民工在闻喜县的某化工厂工作时,误把放硫酸的瓮当成了水缸,结果导致双臂烧伤。民工们找到老解帮忙,老解一口答应,带着两个农民工家属到工厂收集证据。

      刚进厂子不久,厂子的老板就发现了他们,派人把他们扣了起来。老解急中生智,谎称自己要上厕所,在厕所中借别人电话给运城报社的记者打电话,记者通知警方一起来到工厂,才将老解解救出来。老解取得一系列确凿证据后,老板妥协,表示不希望走法律程序,支付了农民工的医药费,并给每个受伤农民工15000元赔偿。

      老解说：“干法律虽然凭的是一张嘴,可不是耍嘴,是要据理力争,不是胡说,在法院胡说也不顶事啊,法官也不会认可的。”

      最好还是调解

      3月初的一天,记者初见老解时,他正在吃早饭,家里就来了法律咨询的电话,老解放下饭碗,招呼儿子“拿本记上”。

      在老解的家中,有一个抽屉是专门放法律咨询服务本的,里面现在放着两个大本。由于老解双目失明,儿子就成了他的“书记员”。“那是从2004年到现在的,以前的都放起来了”。

      来电话咨询的是邻村的一个想离婚的妇女,老解先问姓名、年龄、哪里人等基本资料,然后开始询问来电话者想离婚的前因后果,这一聊就聊了20多分钟,连没吃完的早饭都忘了。老解在电话里没有多讲法律上离婚的条文,而是发挥起自己当老师的强项,讲典故,说风俗,举了很多例子。连旁边的儿子都笑他啰嗦。挂断电话老解说“是一个女的要离婚,问问能不能把陪嫁要回来,但咱要问她为啥要离婚,不能让人都打官司去,这又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吃我一块糖,要给我还一块,家还是要能过就过,打官司是最坏的一步。我都问清了,最好是调解调解,其实也没多大的问题,就是(打官司的人)心里有些气不顺了。”

      现在,县里面很多领导都知道老解——他不光是一个“法律”高手,也是一个利用法律调解的“能人”。上访反映到他们那的事,有时竟会转到老解这里。

      在老解家的法律服务登记表上,记者看到崔建华的名字,后面特别注明是“上访某县长,某区长转回”。崔建华是邻村的一个老上访户,他告诉记者“我上访了很多回,越不解决就越想要上访。后来县上的领导让我找老解,我来找他,还牛气得很,说我这么多年上访是要自强不息,解老师当时笑了笑,跟我说,那为国家,为大家那才是自强不息呢,你为了个人的这点小事一直闹,闹了这么多年,自己也没有发展起来,这多不值当呀,自个发展起来了那就是自强不息”几次谈话,打开了崔建华的心锁,这个拗着一股劲的老上访户从此不再上访。

      在老解代理服务的案子里,离婚,赡养,土地承包、婆媳之间的纠纷是主要的、这些都是农村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其实我可不想打官司呢!”老解说“啥事情,弄到不讲人情了,都没啥意思,人来了,我尽量做思想工作,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官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好过、好好活比啥都强”。

      乐意免费服务

      18年来,老解接待了本村、本乡、本县和运城市9个县市区的2000多人次的法律咨询,免费调节民事纠纷246起、为别人代理案件204起,181次站在法庭上当庭辩述。而这一切,他都不收一分钱。

      如此多的人找老解,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他代理的官司胜率高,据统计:到现在为止,他代理的案件胜诉率达到90%以上。胜率高的原因是老解得意的地方,“我视力看不到,我脑子可不坏。我是教语文的,,对方说的什么我听了后能找到他的毛病,到我辩论的时候就给他指出来了。我数学也好,条条框框,我都能弄出个因为所以、一二三四来。”

      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老解所有的代理和法律服务都是免费的、是义务的。他的对手常常都是专业律师,代理案件是收费的。

      有人提出质疑,说一个盲人,连当庭出示的证据都看不见,只能听别人描述,不适合当法律代理人,使得老解在一些案子的处理中受到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出现不能上庭的情况,最后还是一位县领导说了句“法律里也没有说盲人不能代理,法律里没说不行就能做”,这样才使老解渡过了难关。

      对于收不收费,老解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国家退休人员,每个月都有退休工资。不能收费,收费了就没意思了!”

      县里的一些领导来他家的时候也曾对他说,一个残疾人,可以适当收一点,也算是劳动报酬。但老解认死理“收一点钱也是收钱,原来已经不收费了,现在就更不能收费,我有工资,我家里儿子有工作。我是个残疾人,能做点事就做点事吧。有事做就挺好的,人家打官司的人都不容易,接我过去管吃管住管我烟抽,都挺尊重我,我挺乐意的。”

      2005年,他受省残联的邀请,给全省残疾人代表做演讲。第一次来到省城太原,“你看,他们那些人(指当地律师)也有没去过太原的,我一个瞎眼老汉都去了,都是公家给安排的。去了还不是干别的,是做报告,全省的大报告,500多人参加呢,这都是对我的重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