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中国诗坛上一个响亮的名字，共和国的一位高级干部。提起他，人们自然而然会想起《回延安》、《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这些激荡人心的诗篇。但他和我一个盲人诗歌作者的交往是鲜为人知的。正是和我这个小人物的交往，足见他的和蔼、平易、朴实，彰显出他人格的魅力。

      文革开始那年我12岁，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竟然迷上诗歌。在一个被抄家亲戚的家中，我冒着危险揣回来几本书，其中就有贺老的《放歌集》。贺老的诗，一下子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究竟读了多少遍？反正把诗集读得卷了边儿，已经能把《雷锋之歌》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当时我暗暗的想，什么时候能见到这位诗人一面呢？后来我从造反派的小报上得知，这位诗人竟然是反革命。这让当时的我感到困惑，曾经为共和国放声歌唱的诗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文革后贺老当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又主持文化部工作，我想见到贺老的希望更加渺茫了。一个职位那么高的领导，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见一个盲人作者呢？

      当我鼓起勇气给贺老写信时，诗歌已经很不景气了，而且越来越读不懂了。诗歌这么不景气，自己还有必要坚持写下去吗？诗写得越来越晦涩，这会不会影响诗歌本身的发展呢？有关诗歌的一大堆问题，让我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得那么大勇气，竟然给贺部长写了一封长信，把我的困惑和迷茫一个个抛给了领导。当时我并没有指望得到回信，只是想倾诉一下自己的困惑与担忧。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封长信寄出没几天，我竟然接到了贺部长亲自打来的电话，约我这个周六去他家作客。接到贺老电话的那一刻，其实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当然首先是兴奋，终于能见到自己钦佩的诗人了；其次是紧张，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盲人作者，在领导面前会不会语无伦次，表现地过于拘紧呢？

      与贺老约定见面的那天上午，雨下得真大！我尽管打了雨伞，身上还是被淋透了。我当时想自己这个落汤鸡的样子，怎么往部长家里的沙发上坐呀！汽车到了三里河，刚刚走下公共汽车，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你是张骥良同志吧？”一个陌生的声音和我亲切地打着招乎，这是谁呀？这个声音好象在哪儿出现过，我竟然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一脸的茫然，贺老开口了，“我是贺敬之，在报纸上见到过你的照片。知道你视力不好，秘书家里有事休息了，我在家里闲着也没事，南沙沟这地方也大，怕你不好找，就来接你了”。我的泪水不知不觉流淌出来，泪水溶进了雨水。

      当柯岩阿姨把热茶端上来，那丝丝缕缕的茶香沁人心脾，那热茶入肚的感觉，温暖的不仅仅是全身，更感到温暖的是心灵。我穿着一身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坐在贺老家的客厅里，心里感觉受到的不仅仅是温暖，还有感激、兴奋、幸福。

      那天我们一下子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我对诗的困惑与迷茫，贺老说了自己的看法，让我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感觉谈话的时间过长了，便下意识的看了看表，吓了我一跳，两个多小时就这么匆匆过去了。这之后贺老家的门，竟然向我敞开了。一个延安老战士的情怀，一个诗人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也向我敞开了。

      我写贺老的通讯与人物专访，陆陆续续见诸于报端。我的报道也给贺老找来了麻烦，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一封寄自金沙江畔的信，由报社转到了我的手上。写信者是一位21岁的重残女孩儿，她请我找一本贺老的《放歌集》，还希望贺老写上几句鼓励的话语，再由我把书寄给她。为了买这本过去出版的诗集，我可没少费劲。遍布于全市的中国书店，我都跑遍了。结果还是两手空空。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原信转给了贺老。大约过了10多天吧！我收到了那重残女孩的第二封信。

      她在信中写到，真的感谢您把我的信转给了贺爷爷，诗人爷爷一下子给我寄来了20多本书。部长爷爷给我这个农村重残女孩寄书的消息，一下子在小村庄里传开了，连我们县委宣传部都知道了，宣传部的领导同志还来家里看望了我。县教育局的领导来了，县残联的领导也来了。教育局的领导了解了我自学10多年的经历后，他们说要对我的能力进行一次测评。如果测评合格的话，还考虑聘请我为代办教师呢？设想到一封信有可能会改变我的命运，贺爷爷真是个大好人呀！这么好的一位爷爷，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呢？我特别想知道贺爷爷长什么样子，你能给我寄来一张爷爷的照片吗……？

      我的视线又一次被泪水模糊了，反正是在家里，索性让泪水自由自在的流淌。我从内心里感谢被我称呼为伯伯的这位老人。

      面对贺老，我每每从内心里自责。这些年，我每每给老人找了许多麻烦。就说题词、题字吧！我就没少麻烦老人家。2000年，我们区残疾人画家联谊会要在首都图书馆举办大型书画展，请谁题写展名呢？我们想到了贺老。那天是我和重残画家周德利去贺老家求字的。看到周德利那上楼吃力的样子，老人立即批评我说：“你打个电话，我可以下楼嘛。”老人当场挥毫泼墨，题写了“世纪之爱”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区残联活动中心创办了反映全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平面媒体《春雨报》。既然有了报纸，自然离不开文艺副刊。给文艺副刊题个什么名字呢？请谁来题写刊名呢？我们又一次想到了贺老。为什么总会想起他呢？起码有这么几个理由。一是他是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老延安；二是因为他的诗歌已经影响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三是因为他是鲁迅文学院院长，热衷于扶持文学新人，最后一条也最为重要，他基本上是有求必应，而且是分文不取，这对于很多名人来说，是无法比拟的。很多比贺老名气小的多的人，要价出奇的高。贺老挥笔题写了“未名园”三个字，还肯定了我们的作法，“为无名的残疾作者开辟发表习作的园地，这一点非常值得提倡。今天的他也许没名，但经过大力扶持和精心培养，也许很快就会成长起来，成长为参天大树。”这是一个老园丁的情怀。

      很多人知道我与贺老的关系，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求字，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贺老。朋友托我送给贺老的礼品，没有一次不是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只要题词的内容积极向上，贺老都愉快地满足了我和朋友的要求。

      贺敬之，一个充满了慈爱与温情的名字，一个想起来就让我激动地流泪的名字，一个教我写诗，教我做人的长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