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的夜晚天气晴朗，位于香港的火炭镇显得平静而又安宁。大多数人在结束了一整天劳累的工作后，已经早早地回到了家中。然而，小镇东部的香港体育学院（HKSI）却依旧人头攒动，无论专业与否，运动员们全都在进行着他们的常规训练。
保龄球中心位于校园的一角，在那里，一位穿着香港队队服的运动员吸引了笔者的注意。当我向着球馆走去的时候，他正用一块毛巾擦着手里的保龄球，准备下一次的投球练习。他用手指紧紧地抓住球，向着边线加速奔跑，然后摆动手臂，朝着球瓶奋力一掷。整套动作与其他运动员一般不二。然而，身为视障者这一事实却令他显得与众不同。
现年27岁的张辉桐（Cheung Hoi-tung）（音译）是一位保龄球运动员，曾代表香港参加过多次国际性的残障人运动会。他谈到：“我是一位保龄球运动员，一种名为白化病的眼科疾病令我的视力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站在球道上，面朝球瓶的方向，我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子。常人可以轻松地看到整齐摆放着的十个球瓶，但是，我却不行。”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一位优秀的保龄球运动员需要拥有良好的视力，但是，张先生的例子却清楚地表明，视力问题绝不会成为阻碍运动员从事专业体育运动的必然因素。
“恕我直言，如果无法看清球瓶的话，你是怎么打保龄球的呢？”我问道。
张先生回答：“我们一般会参考每条球道上方的屏幕所显示的信息，同时还有教练随时给以指导。我的一些视障朋友渐渐失去了对保龄球的兴趣，因为，他们感到，一旦无法看清球瓶，这项运动的乐趣就会急剧下降。然而，我却觉得，球瓶倒地时发出的‘轰隆’声听起来真的很酷。”
这种感受成为了不断支持他前进的动力。十年前，他第一次与保龄球结缘，此后，张先生于2009年来到香港体育学院，开始了自己的常规训练。在为了参加国际比赛而不断奋斗的日子里，除了每周日的体能课之外，他每逢周一、周三和周五都会前往保龄球馆接受训练，训练课从晚上7点开始，持续三小时，要到夜晚10点才能结束。与香港的许多残奥选手一样，张先生仍然拥有自己的工作，并非是一位全职运动员。目前，他供职于香港盲人辅导会。张先生谈到：“对于我们而言，成为一名全职选手往往困难重重，即使是那些身体健全的运动员，想要跨出这一步也会面临着诸多难题。尽管我们拥有政府拨付的各项资金补贴，但是，补贴的金额却远远无法负担日常生活所需。”
不过，凭借着对于保龄球运动的热爱和艰苦的训练，张先生很快就获得了自己代表香港出征世界赛场的第一张入场券。他的处子秀便是2011年于吉隆坡举行的国际盲人运动协会（IBSA）保龄球世界冠军赛。
在残障人保龄球比赛中，根据视力损伤的程度，所有视障运动员分别归属于TPB1、TPB2和TPB3三个级别。TPB1级所针对的是全盲的运动员，而TPB3级选手的视力损伤程度则最小。张先生参加的是TPB3级的比赛。他回忆道：“得知我成为了亚洲残运会香港代表团成员的那一刻，我从心底将之视为了一份荣誉。终其一生，一个人能够有多少次机会参与如此盛大的运动会呢？记得第一次迈入赛场的瞬间，我甚至不知道紧张为何物，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客服万难，尽力而为。”
尽管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张先生却决心要在未来的训练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他表示：“一次比赛的成绩欠佳绝不会成为我放弃这项运动的理由。一旦放弃，我就失去了继续进步的机会。这样做绝对得不偿失。”
下一次机遇很快降临。2012年，他在韩国首尔参加了国际盲人运动协会亚洲保龄球冠军赛。此后，张先生还代表香港，参加了2013年亚太地区残障人保龄球冠军公开赛以及2014年的亚洲残障人运动会。
2015年，他前往韩国首都，参加了国际盲人运动协会世界运动会，获得了总成绩的第四名。谈及自己的第一块奖牌，他不禁显出一丝害羞。怀揣着奖牌，憧憬着即将于八月举行的华沙国际盲人运动协会保龄球冠军赛的同时，张先生也感到，香港民众应该给予残奥运动员更多的关注。后来，香港残奥委员会向笔者介绍道，他们已经组织了全新的倡导活动，试图增进民众对于残障运动员的了解。委员会项目官员奥利维亚·林谈到：“我们于五月份在香港体育大学组织了首个香港残奥日。健全的参与者们体验了各种残障运动项目。例如，其中就有一个环节，让他们坐在轮椅上打保龄球。”
根据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有超过1000为香港市民参与了此次活动。除了与民众互动之外，张先生还认为，残障儿童也不应放弃自己在运动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梦想。他谈到：“我认为，他们应该尝试不同的事物，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眼界，获得全新的人生经验。就我而言，如果没有下定决心练习保龄球，那么，我就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美好记忆。”
结束采访，当笔者准备离开香港体育大学的那一刻，张先生又一次精神抖擞地投入了训练之中，他表示，自己至少会在那里呆到晚上10点。然而，如同这座城市的其他白领一样，第二天清晨，他也必须早早地起床上班。也许，坚持不懈才是支持他克服重重障碍的法宝。借助残余的视力，他同样能够看到自己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