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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同志在省级残联新任领导干部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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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1

 

和同志们谈心
(2009年4月13日)
邓朴方


      今天,省级残联新任领导干部工作研讨班开幕,我首先欢迎大家到残联工作,预祝大家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取得好的成绩。

      去年,残联换届,有一大半省市残联改选了领导班子,新任命了22个“一把手”,一些老同志退下去了,一些年轻的同志顶上来了,还有一些同志,从别的部门调来,使残联这个肌体补充了新鲜血液,这就是新陈代谢,是残疾人事业正常发展所必须的,也是希望之所在。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同志们聊聊天,谈谈心。对的,你们接受;错的,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错的厉害了,还可以批评。

      我想谈三个问题,首先,谈谈我不再担任残联主席的基本想法。

      这个问题,去年中国残联五代会期间我曾经讲过,但讲得比较简单,现在再向大家做个交待。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单纯,主要是个人年龄和身体方面的原因。我今年65岁了,这几年,体力下降很快,已经不能承担很多工作了。回忆当年创业之初,每年总要跑十个八个省。每到一地,与省里的领导见个面,一个多小时,许多问题都能解决。开厅局长报告会介绍残疾人事业情况,时间就要长些,一般要开两个多小时。开残疾人座谈会,听残疾人意见花费时间更多。有一次在唐山开会,从晚饭后开始,到夜里两点钟才结束。还要下基层看设施、到老百姓家看残疾人。省会城市之外,再到下面跑几个城市。在北京的时候,也是经常连续作战,每天十几个小时,也还挺得住。另外还要承担一些外事出访任务,早期主要是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要参观很多地方。多边的双边的会谈也不少。现在没有这个体力了。这几年,基层跑不动了,连省会城市也去得很少了。外事任务也不能完成。已经有两年没有出国了。

      一方面,残疾人群众接触少了,各级干部接触少了,省委书记、省长都不认识了;另一方面,业务工作情况掌握得少了,了解得少了。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离开这两条,重大事情还要作决策,不是很危险吗?头脑再不清醒,一定会犯错误。所以,在不能承担职责时,就要及时退下来。

      往深一点说,我也实在不适合继续担任主席了。我从1988年到去年,已经当了四届残联主席,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小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多次说过: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残疾人事业也是一样。建立一个好的机制,一个好的制度,才能使这个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制度建设是个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我现在退下来,有利于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作为个人,从筹备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始,我从事残疾人工作已经27个年头了。回顾起来,我和同事们主要是推动了三件事:一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二是人道主义思想的普及,三是国际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结。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道主义思想群众广泛接受了,已经写进了党中央、国务院文件;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工作大致完成,以后主要是履约的问题。可以说,这三件事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本事的人。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大环境中为社会做点工作,是很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要珍惜这份幸福。我现在退下来,正是基于这个认识。

      以上这些想法,我曾向中央领导同志和组织部门的同志汇报过,也向我们的名誉主席瑞环同志汇报过。瑞环同志听了表示赞赏,还念了一句古诗:“知行知止唯贤者”。这句诗出自宋代邵雍的一首七律(后面一句是“能屈能伸是丈夫”)。意思是,明白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才是“贤者”。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邵雍,是个德高望重的鸿儒,是个人物。我非“贤者”,但心向往之。知行者勇,知止者智,要害在一个知字。该站出来的时候必须站出来,该交班时一定要交出去。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目前交班的条件也已经具备,经过多年努力,新班子已经能很好承担起领导职责,上届我辞去党组书记,由新宪接任。五年来,党组和理事会干得很出色,很了不起。特别是,这次海迪同志能够接中国残联主席的班。对此,我是十分感谢的。

      海迪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她是我们残疾人的杰出代表。在上世纪80年代,海迪同志就是人们的楷模,是全国劳动模范。小平同志也曾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上世纪80年代的劳模,到现在,还能保持活跃的思维,坚定的信念,不懈的追求,还能固守既定的原则和奋斗的精神,这是很不容易的。她现在也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海迪同志走了一条文学之路。她以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体验,用她的智慧和灵感,创作了大量的有影响的小说、散文,诠释人生价值,抒发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炽热情怀,表达内心极其丰富的情愫,同时也回答了亿万青年和残疾人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作为当代一位著名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她也没有脱离社会,还做过很多社会工作。海迪有句名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海迪也是个资深残疾人工作者。她是一至三届残联主席团委员、四届主席团副主席,也是三、四届肢残人协会主席。这些年来她始终保持与残疾人群众的联系,始终以各种身份参与残疾人工作。我相信,作为中国残联主席,海迪一定会是很出色的。在海迪、新宪等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残联各方面的工作,在新的基础上,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其次,谈谈怎样做一个合格的残疾人工作者。

      这个题目太大,内容太多,恐怕讲不全,只能谈个大概。

      残疾人工作者,在党政工作人员序列里,属于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党政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他都应该具备。但是,残疾人工作,与其他工作有许多不同之处,对一个残疾人工作者,还应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这就是残联工作的特殊性。

      第一,他应当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的源头,外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它真正形成,还是最近四五百年的事。作为一种优秀文化,人道主义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社会基础思想之一。一个残疾人工作者,起码应当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人道主义的核心是爱,这个爱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今天,我就谈谈尊重。人道主义要求我们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尊重就是敬,有敬才有爱。即使是亲情爱情,也要先有这一份敬。不是有一句成语叫“相敬如宾”吗?残疾人工作者必须尊敬残疾人,敬爱残疾人。大家想想,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正是有了残疾人,人类才是完整的。残疾人承担了人类最大的痛苦,付出了人类最大的代价。从道义上,从感情上,从心底里,我们应不应该感谢他们?应不应该尊敬他们?残疾人是有障碍的,做每一件事,付出的努力最多,得到的回馈却最少。但他们总是默默地承受,还总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公民,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敬、去爱吗?

      爱残疾人,就要了解他们。了解得越深,爱得就越真。深入到残疾人中去,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他们的亲人,你就会感到他们真是最可爱的人。发扬人道主义,尊重、热爱残疾人,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这是对残疾人工作者的特殊要求。不是人道主义者,不配做一个残疾人工作者。

      第二,他应该是有更多信仰和道德追求的人。

      从创业伊始,我们就提出残疾人工作者的道德底线是人道廉洁,要有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缺乏保护,缺少帮助。为他们工作,是一种道义,不讲信仰道德的人是不能做这个工作的。

      现在的中国,信仰道德缺失十分严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许多人什么都不信了,什么都不怕了,无法无天。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有所敬畏。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修养,有没有信仰追求,跟他是不是有所敬畏,是大有关系的。

      有人说,无私者无畏。这话对不对?对,但看在什么场合。面对敌人的屠刀,就对;对人民,对事业,就不对了。我想改一个字,无私者有畏。我的看法是,要有所畏惧。畏什么呢?畏天,畏地,畏人。

      天,是历史潮流。我们做的事有没有正当性,正义性,主要看是否顺应历史潮流。顺流而下,势如破竹;逆流而动,寸步难行。也就是说,干了半天,要问一下,我们干的是好事,是坏事,还是蠢事?这可是不一定。远的不说,只讲建立新中国以后,我们好心办坏事办蠢事还少吗?大跃进,人民公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好心,还是坏心?一开始我们不是都相信吗?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在这样的大问题上,不可不“戒慎恐惧”。

      地,是中国土壤,是中国特色。对国情有认识,对实际有了解,对规律有把握,你做的事就能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土壤。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就是乌托邦,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害人害己。

      人,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就是8300万残疾人。要时刻想着:我做的事,是否让残疾人得到了实惠;我这个理事长,是否得到了残疾人的认可。既然来到了这个岗位,就要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因为我们的工作影响着许许多多残疾人的命运,我们的行为决定着残疾人对我们是否认可。

      同志们想想,残联干部权力不大担当却不小,我们不畏天行吗?不畏地行吗?不畏人行吗?当然不行。我们总要敬畏历史潮流,敬畏皇天后土,敬畏我们的人民群众,这才是我们应当有的正确态度。

      在座各位大多是无神论者,不信上帝,不信菩萨,这是我们的选择。无私当然是好的,但没有畏惧不行。做残疾人工作,要有如临如履的态度,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这样说,不是要大家都成为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而是提醒大家要清醒,要谨慎。


      有畏惧之心,是一种美德。追求高尚和有所畏惧都可以成为道德的源头。前者是主动地自我约束,是自律;后者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外界的约束,是自觉的他律。道德并不具有强制性,有道德的人是对自我有要求的人。人可无才,不可无德。特别是我们残疾人工作者,要比别人背负更多的道义感,更多的道德感,因为我们是为最困难的群体工作。我的感觉是背上一个十字架。这个工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不背谁背?

      第三,他应该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残联组织的属性和残疾人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残疾人工作者必须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

      残联成立时我们叫事业团体,现在改为人民团体,都是强调代表性、服务性,还有一个管理职能。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行政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方法。

      行政方法多数人都比较熟悉,文官制度源头是中国郡县制加科举制,这种思想和制度传到西方受到赞赏。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社会和企业管理越来越复杂,需要一个高效有序的系统来处理,这就产生了现代文官制度。我们现在大量的业务都是在这个框架进行的,没有行政方法是不行的。

      行政方法的弱点是,追求程式化、规范化,注重层级观念,讲究按部就班,这样就容易导致刻板和僵化,有时效率也比较低。所以,现代国家很重视社会化的管理。经济事务,主要让市场调节,当然,也需要宏观调控,也要有法律体系做保证。社会文化事务,国家一般不直接动用行政手段,大量的是靠非政府组织,靠社团去管理。社团领导人是做社会工作的,当然要成为社会活动家。残联这样的社团,更是如此。

      残疾人工作基础差,资源少,范围广,难度大,这不仅与一般的政府部门不同,与工、青、妇也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工作包含了教育、就业、扶贫、维权、无障碍建设、文化体育活动等许多方面。如果满足于按部就班,要么太慢,要么干不成。只有像板上钉钉那样,硬挤硬钻,才能推得动。所以残联干部要特别活跃才行,要上通领导,下联群众,内合部委,外交社会,和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人通信息,打交道,像一个社会活动家那样去联络、宣传、动员,使出全身解数,去争取更多支持,寻求更多合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加,我国的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社会资源多元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残疾人事业社会化发展的余地也会更大。我们的残疾人工作者只有成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四,永远不要变成官僚。

      这是我最想和大家说的话。20多年来,无论是基金会的干部还是残联的干部,总体素质都是好的。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怀着满腔热情,不计个人得失,投身人道主义事业,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开拓进取,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我们有一支值得骄傲的队伍,依靠这支队伍的努力和奉献,我国残疾人事业才有了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每当我和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接触,都会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打动。这支队伍是我们事业的宝贵财富。有这种精神状态的干部是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

      随着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掌握的财力比以前多了,手中的权力比以前大了,残联干部社会地位提高了,工作条件改善了,级别也提拔了。过去,政府部门的干部大多不愿意到残联工作,现在不一样了,有不少干部抢着来,省委在研究理事长人选时,也非常慎重,尽量挑能力强的。这都是好事情,它使我们有条件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但事物都有两面性,所有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我们的干部队伍产生负面影响。毋庸讳言,现在,我们有少数人开始变了,脱离群众者有之,高高在上者有之,斗志衰退者有之,甚至贪污腐败者也有之,许多残疾人对残联的一些干部是不满意的,也有极端的对残联系统也不满,这都是危险的信号。我个人也有点不满意,因为确有官僚化的倾向。这个苗头要是不加重视,残联就会变成高居群众之上的官僚机构。

      各位理事长一定要警惕,律己要严格,带队伍也要严格。因为官僚主义是有其滋生土壤的,是有一定必然性的,这点,我从不抱幻想。你不斗争,不遏制,你就等着变质。

      我对我们残联的干部,是非常喜爱的,但也有担心。这些年我们的干部做了这么多事,有的理事长带病工作,倒在了岗位上;有的把自己的家产拿出来抵押,贷款给残疾人办事;更多的是起早贪黑,任劳任怨,默默奉献。这些都让人感动。但的确也有人成了老爷,对这些人,残疾人说话就很难听了。

      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央对党的建设,对于干部队伍的管理有很多规定和要求,大家都要照着办。我现在只给大家提醒几点。首先,要明白残联组织的基本性质是残疾人的群众组织,不是官僚机构;第二,残联干部不是官,是服务者,是残疾人的亲人;第三,不要忘记残疾人疾苦,不要忘记我们的道德承担;第四,多交残疾人朋友,不断吸收政治营养;最后就是监督系统,特别是残疾人群众的监督,这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希望大家共同探讨,共同实践,强化监督机制。

      最后,谈谈忧患意识。

      近些年,“盛世”之说不绝于耳,且有越说越响之势。

      我们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国力大大增强,2008年GDP达到4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外国也有人吵吵什么“G2”,好像中国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了;这些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大大提高,谁也不敢小视我们了;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们活得更有尊严,更加自信。我们的进步之巨大是以前难以想象的。于是,盛世之说随之而来。群众说说也倒罢了,领导干部也这么想,就危险了。

      在我国历史上,确曾有过“盛世”,比如“汉唐盛世”、“康乾盛世”等。那时,我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都处于鼎盛时期,高居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如此,对清朝的“康乾盛世”,学术界也有争议,这里姑且不论。

      可以真正称作盛世的是汉唐。西汉和唐代,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两个朝代的共同特点是:国家统一、人民幸福、经济发达、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汉朝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比。而唐朝在当时的强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当时世界上还有两个强国,一个是拜占庭帝国,一个是阿拉伯帝国,但它们的强盛都不如唐朝。

      在汉唐盛世中,人们常提到“贞观之治”,这是指唐太宗在位的23年。其实,唐太宗时期,还不是唐朝最发达的时期,最发达的时期是100多年后的唐玄宗时期,即所谓的“开元之治”。但为什么人们对“贞观之治”那么推崇呢?因为,那个时期,不光是国富兵强、民丰物阜,不光是世界最大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在制度和文化这些深层文明的建设上,也有着非常突出的建树。

      举例来说,大家很熟悉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说法最早出于荀子,魏征进谏时引用了,希望太宗引以为戒。唐太宗听进去了,他实际上正是按这样的诤言制定了政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重视民意,深得民心。再如,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贞观三年(629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六年(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执行死刑(古时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这说明,那时的政治修明,社会安定,老百姓安居乐业,犯罪率很低。人犯了法,也甘愿服罪。史书记载:贞观时期“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就是说,城里城外没有小偷强盗,监狱里很少犯人,牲畜漫山遍野,家里睡觉不要关大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老百姓理想中的盛世。

      看来,盛世是有条件的。民富,国强,社会矛盾少,文明程度高,这几点是起码的。再看现在中国情况:一,我们现在民富了吗?我们现在是小康社会。小康不是富裕,虽然我们的GDP世界第三,但一说到人均,就落到第104位,排在阿尔巴尼亚、厄瓜多尔、约旦、危地马拉后面,民还没有富。二,我们现在只是大国,还不是强国。无论从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都远不如美国,不少方面也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有些比如人均医生数、人均大学生数、人均律师数,甚至比不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航母,印度有,我们也没有嘛!我国由大国走向强国还要有一个过程。三,现在的社会矛盾比比皆是,新老矛盾,短期长期矛盾,深层浅层矛盾,近几年集中交汇。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大家反映很强烈。还有各种问题,资源、环境、医疗、教育、就业等,都有待研究解决,现在社会上人心浮躁,群体事件多,“维稳”任务很重。试想,屁股底下是一座座小火山,天下还不太平嘛。四,中国现阶段问题最大的是文化。传统文化被作为“四旧”打下去了,新的文化没有扎根,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我国也没有基础,这就出现了文化真空。文化真空论是我早就提出来的,没什么人响应,但我还是坚持。信仰危机、道德缺失是个根子,许多丑恶现象比如拜金主义、唯利是图、诚信丧失、坑蒙拐骗、贪污腐败等,均来源于此。

      我有个看法,发展经济,10年可以有个变化;改变信仰,有的人一天就够了,佛家不是有“顿悟”之说吗?但改变文化,非一日之功,没有三五十年,改不过来。现在的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我说这些,不是消极,而是正视。改革开放路子对了,再正视问题,继续在改革发展中解决问题,中国的进步才能更快。现在讲“盛世”,实在是太早了,而且具有危险性。

      对残疾人事业也是一样。我们成绩不小,但我们的发展程度还很低,问题还很多,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还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决心。

      我这个人,也许忧患意识比较强,我认为,我们的国家,人口太多,底子太薄,又折腾了那么多年,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欠账太多。改革开放30年,好不容易走上正轨,老问题新问题还有一大堆。我们都知道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要在继续改革开放中解决,但是问题总要一个一个解决才行。解决得不好,中国现代化进程也许还会遇到重大障碍。

      说了这么多,总的意思是,不能取得成绩,就满足了,就骄傲了。大家都要有危机感,要居安思危,要艰苦奋斗。咱们的国歌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这词不能改,不改才有危机感。说句大白话:要想牛,也得踏踏实实地再干它几十年再说。

 

录入:伊然 添加:200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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