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即将大学毕业的盲生分享了他个人对大学之旅的观察和感悟
在托莱多大学就读六年级的盲生蕾切尔·斯潘格勒分享了关于失明的个人经历，并解释了这些经历是如何塑造了如今的她。
我发现蕾切尔·斯潘格勒一个人小心翼翼地站在一堵大砖墙边，在她向前直视的目光下是一根泡泡糖粉红的盲杖。
我碰了碰她的手臂，跟她打招呼，她脸上便绽开一抹真挚的微笑。她那恍恍忽忽的棕色眼睛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我——只要有我的声音就足够了。
斯潘格勒双目失明。她患有先天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衰退性眼疾破坏了她的视网膜，视网膜是眼球中用于将光图像转换成神经信号并传输到大脑的那层组织。
斯潘格勒说：“这种基因非常罕见，而我父母则凑巧都携带着并遗传给了我。医生明确告诉我父母，要找到两个携带相同基因的人可不容易，他们算是中彩票了。”
斯潘格勒在托来多大学主修特殊教育学视障教育方向，今年是她就读大学的第六年，也是最后一年。
她开玩笑说：“嗯，我想从事这个专业我可是很有资格的。”
根据系主任托妮·霍华德的说法，斯潘格勒并不孤单，托莱多大学中有大约500名学生都会自愿加入学生残障服务。
斯潘格勒说她在8岁时还能向父母指出红色事物，但是现年24岁的她已经无法分辨颜色了。然而，她的世界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黑暗阴郁。
斯潘格勒随意地坐在一张办公桌边，盲杖整齐地折叠在裙摆间，她指着右边的一个反着光的笔记本电脑盖子，屏幕的闪光在房间的光线下显得极为微弱。
“我说不准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它挡住了光线，就像阴影似的，于是我就看不到了。”她说道。
尽管视力异常，但是斯潘格勒说色彩在她生命中仍然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只是不同于传统意义。她会联想自己熟知事物的颜色来“看到”色彩。
看吧，她的花围巾是橙红色的，鞋子是荧光粉红的，上衣是紫色带花边的，冬季夹克是霓虹粉色的。
斯潘格勒说：“当我想到粉红和紫色时，我就想到了那些好看的颜色。并不是说其它颜色就不好看，但是似乎一想到明亮艳丽的颜色我就常会想到粉红。”
她用来导向的便携式折叠盲杖也有着“明亮艳丽”的颜色。使用盲杖时要“与步调一致”，或者说在一只脚迈出时盲杖要在对面那只脚前伸出，这样斯潘格勒就可以保证走路时不会撞上东西。
“如果我的左脚准备向前的话，我的盲杖就要移到这里，因为我要在迈步前清除障碍。”斯潘格勒站着边说边演示盲杖的使用技巧。
斯潘格勒和她的哥哥罗比一起住在托莱多市区，2012年从托莱多大学毕业的罗比也是盲人。这对兄妹什么事都能自己完成，无论是外出行走还是家务杂事。
斯潘格勒说：“我并不是说没什么困难，但是每件事本身都有其困难之处。他喜欢烹饪，那我就帮得上忙了。”
斯潘格勒说，她通常需要搭乘托莱多地区地方运输管理局的公交车到校园，在班克罗夫特站下车，然后过马路到达她最熟悉的大学大楼。如果天气不错的话，她估计大概要花10-15分钟步行去上课。
然而在校园里走动可不总那么容易，尤其是第一学期，那次她发现自己在“百年林荫路”的开阔空间迷路了。她找到一溜台阶坐下来，既沮丧又想家，不禁哭了起来。
斯潘格勒说：“我喊着妈妈啊，我好想回家，我讨厌大学。但是接着我又想到，好吧，我是该坐在这里难过和哭泣，还是应该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呢。”
她确实做到了，她鼓起勇气向一位陌生人求助，从此便不再退缩。
离开院校办公室后，我请她带我去吉勒姆大楼的一间教室。出了办公室，她就松开原本轻搭着我右臂的手，开始承担起引导任务，她带着我快速进入学生活动大楼，经过一处嗅觉定位地标——星巴克炒咖啡豆那极易辩认的浓郁香味——一路上她始终保持盲杖与“步调一致”。
斯潘格勒是一位星巴克南瓜拿铁咖啡迷，她说她每周至少要光顾一次星巴克，但也承认等候在公共队伍中令她感到不安。
她说：“我会很紧张，因为我得问排在我前面的人‘队伍要是前进的话能告诉我一声吗’，如果是位好心人就会告诉我。但如果对方不愿意说，我就得继续往前挪，于是我有可能会撞上前面的人或用盲杖敲到对方，然后我心里就会想‘天啊，他们会不会很烦我’。”
我们继续赶路，她的盲杖伸在前面，像猎犬追踪猎物似的前后探测。有些拿着手机的路人抬头瞥一眼便躲开了，还有一些则伸出援手，将门打开并抵住。
这些善意之举可不会冒犯斯潘格勒，尤其是当她一个人走在公共场所需要求助时。
她说：“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吧，一半路人通常会说‘对，朝这边走’，或者‘我带你过去吧’，另一些不愿意接触残障人的路人则会假装没听到，自顾自继续行走。
不幸的是，后者给斯潘格勒留下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那件事发生在她大一那年，当时她的盲杖被一名从公交车下车的男子绊到并断成了两截，那人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开了。
斯潘格勒说：“有些人在对待残障人时就会显得很没教养。”
残障人的比例比你想象的可能要更大，根据康奈尔大学的年度残障人状况报告，2012年美国有12.1%的人口身有残障，即意味着有37627800人至少身有一种残障。
我们进入路况复杂的美食广场，这个地方充满着斯潘格勒既快乐又痛苦的回忆。
斯潘格勒说：“有一次我去美食广场，由于到处都是椅子，所以我撞上了别人的桌子，我好像听到别人在嘲笑我，或者拿此事跟其他朋友开玩笑，但这样的事在我人生中比比皆是，因此我也只能置之不理，好吧，除非我真是碰上了倒霉日子。”
那么要是真的哪天倒霉了又会怎样呢？
就算那样她也从不会反驳别人，因为她根本不是“那种人”。
斯潘格勒说：“你得明白，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是好人，也总有一些人呆着就会伤害别人。如果每件事我都斤斤计较，那我就会整天坐立不安。”
就在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踩着公路图般的人行道走向大学大楼时，斯潘格勒告诉我一个小秘密。
她提醒我：“正如你所知，盲人其实不擅长沿直线走路，至少这条路线我走不直。”
她一再申明，宽阔空旷的空间会带来定向问题，使盲人极为不适。她还说，人行道会让旅途变得容易些，而在大楼里的定向行走就算小菜一碟。
她说：“眼睛看不见时，地标就最为重要，我们随时都要用到。无论是声音参照物还是人行道上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事物，都可以为我们所用。”
没有地标的话就太容易受伤了。斯潘格勒想起各种受伤的经历，比如摔在冰面上划破了手，还有额头砰地撞到浮动楼梯。她说最常发生的就是胫骨在长凳上撞破。
斯潘格勒说：“那个位置会撞到很多东西。我想我小时候那儿总是又青又肿的。我总会在差不多这个高度撞上东西。”
盲杖碰到了左边的草坪，她知道该向右调整了。当我们碰到人行道上的一块隆起物时，她就知道我们快要到下一个门口了。
斯潘格勒心中有一幅地图，就像照相机的记忆卡一样，但这取决于她感觉到了周围哪些事物。
由于厕所一直以来都是首要的记忆对象，因此斯潘格勒在几乎任何一栋大楼里都知道该怎么找到附近的厕所。
要不是因为她拿着盲杖，你可能都说不准我们俩之中哪个是盲人。
她提醒我说：“你走入这些门后，里面有个大厅，到处都是椅子，对了，中间还有一道金属门隔开。”
尽管斯潘格勒被一把椅子稍稍绊了一下，手臂又擦过一些陌生人，她仍然不慌不忙。她说只要有人带领，她就知道该去哪儿。
虽然她没法驾车，但是她掌握着出色的方向感，要是在车上这本事就用得上了。
斯潘格勒说：“我对城市里的道路了如指掌，所以只要我和朋友驾车出游，我就会告诉他们该往哪儿开。我叫他们关掉GPS导航，就好像我自己有这个似的。我脑子里有一张地图，上面应有尽有。
然而，她愿意展开这幅地图，梦想着横越两国，周游世界。
我们到达她在四楼的教室后，就转而聊起了她的学业。尽管斯潘格勒说成绩好并非她的重点所在，但她仍能始终保持3.6的平均成绩点数，她做作业时使用一台装有文字朗读软件的笔记本电脑，打字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80字。
就是如此，当然需要用到盲文图表的数学除外。
尽管她5岁时就开始学盲文了，但是她说读写盲文的过程要比人们所想的复杂得多。
她解释说，盲文由六个点子组成，通过不同的位置组合来表示26个不同的英文字母。想一下要记忆200多种组合结构，这就非常复杂了。
斯潘格勒说：“比如你只看到单个盲文字母C，它就代表单词can。如果是单个字母d，意思就是do。而字母d前面加上一个第5点，意思就是day。”
然而，鉴于她是托莱多大学特殊儿童理事会的一员，加之希望毕业后留校任教视障学生，她的盲文水平就要比其他盲文使用者高两倍。
“因为我与这些盲生有着完全相同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自己好像与他们紧密相连。就算我不是他们的课堂老师，我都很愿意教他们使用技术工具、阅读盲文以及学习独立生活技能。”
斯潘格勒并不总在工作。她说自己热爱60年代到70年代的乡村音乐，喜欢阅读，看电影，也爱和朋友外出。她最喜欢的电影是Frozen，她估计自己已经看过15到20遍了。
她笑着说：“我数到第七还是第八遍时就忘了。”
失明显然给她造成了障碍，但也使她成熟得更快，促使她与父母兄弟更为团结。她的人生经历也使她道德更为高尚，让她不会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他人。
她说：“我总会给别人一个机会。要是有些人看上去难以接近，也许你就不会接近他们。但是我看不到也就不会知道，所以我可以与任何人交谈。也许我可以认识一些真正的好人，而别人却以貌取人，因而没有结识他们。”
我们又路过一位陌生人，他看到她用盲杖探索瓷砖地板就慌忙为我们打开了门。
人们对盲人会产生各种误解，比如他们以为盲人不会上下楼梯，认为他们全都有非同凡想的听力，斯潘格勒最喜欢通过破除这些误解来提高人们对残障的认知。
她说：“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的心愿和需求与别人都一样。我只是一个想拿到大学学位的普通女孩。”
斯潘格勒饿了，想去吃午饭，她把书包挎上肩膀，为此次采访向我道谢。我拉开双扇门，凉爽的空气吹入门扉，鼓起她满头的金发。
看着斯潘格勒起身离开，我可以听到她的盲杖在开裂的人行道上模糊的敲击声。她知道她要去向何方——长路漫漫，她的步伐充满力量，充满乐感，毫不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