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四的上午，时钟刚刚走过11点，梅丽莎·利可伯诺坐在电脑前，三岁的女儿伊丽莎白手里抱着枕头与一堆玩具，正在她身旁的地板上玩的不亦乐乎。借助手中的Focus 14型盲文点字显示器以及电脑上的屏幕阅读软件，利可伯诺浏览着自己的通讯录，想要寻找一个朋友的电子邮件地址。突然，仿佛不经意间，她转向女儿说道：“伊丽莎白，校车来接你了。”果然，一辆黄色的大客车正停在他们位于巴尔地摩的家门口，准备送伊丽莎白去盲童幼儿园。
小女孩勉强结束了自己的游戏，站了起来。利可伯诺帮着她穿上外套，背上书包，两人手挽着手走向前门，从门边的雨伞架上取下了各自的白手杖。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很小，几乎轻不可闻。作为一个从小双目失明的人，利可伯诺是否用了什么超凡的方法强化了感官，才令自己听到了停在门外的汽车呢？诚然，敏锐的听觉也许是原因之一，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她是一位母亲，因此清楚地知道，每周四上午11点都会有校车来接女儿上学。
视障人倡导及支持组织——美国盲人联盟马里兰州分部的主席莎伦·玛聂琪表示，对于视障者的此类认知十分普遍，在评估视障者育儿能力的过程中，明眼人，甚至于法官们也往往仅留于各种“假设”。
根据马里兰州立法会在昨天的会议上所通过的一项法案，今后，在育儿能力评估的过程中，但凡需要将当事人的残障作为议题提交法庭讨论，法官与诉讼方必须遵循一套全新的规程。最初，该法案仅涉及视障者，不过后来，经过修改，其中纳入了所有身心残障类别，法案仅仅适用于不涉及公共机构的私人案例，例如监管、探视、收养以及监护等。
利可伯诺谈到：“新法案针对残障父母，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保障措施。”数年来，在玛聂琪以及其他倡导者的支持下，她与丈夫——美国盲人联盟主席马克共同努力，坚持不懈的为视障者争取平等的法律权利。该项法案的推出意味着，我们又向着杜绝视障者因自身残障而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盲人联盟公共关系部主管克里斯·丹尼尔森谈到：“作为一位视障者，你常常会想，如果他们把问题归咎于我的视力障碍，那该怎么办呢？”
举证责任的转移
玛聂琪介绍到，该法案的关键性条款之一就是规定了在针对残障父母的法律诉讼中，由诉讼方承担举证责任。以往，视障者们必须自行证明，自己拥有着抚养孩子的能力。她谈到：“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2007年，为了争取5岁女儿珠丽安娜的监护权，迈克尔·布利斯陷入了一场一波三折的离婚诉讼中。巴尔地摩地方法庭判定，作为视障者，布利斯并不适合在没有他人监督的情况下，与珠丽安娜单独相处。布利斯回忆到，因此，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自己只能在前妻或是父母的陪同下，在公共场所与女儿见面，“毋庸讳言，这是一件令人感到羞辱的事情。”
令他最为难以释怀的是，法庭对于其探视权的判定居然完全基于一种明显带有偏见的假设，即由于双目失明，他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玛聂琪谈到：“即使面对着有着多年育儿经验的视障者，世人也往往会说，‘盲人什么也做不了，他们绝不可能妥善地抚育自己的孩子。’”
在法庭上，布利斯与对方据理力争，因而，法官请来了社会服务机构，展开家庭实地调查，从而判定布利斯是否能够很好地照顾女儿。通过调查研究，机构派出的个案工作人员表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的为健视父母开具拥有持家能力的证明，然而，面对视障者，他却很难做出定论。因此，为了消除那位工作者的疑虑，布利斯不得不在接下来的数小时内，逐一展示了家庭生活中的各种场景。
通过详细的解释，那位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证明，其中并未表现出对于其残障的丝毫担忧，因而，在2008年，法官给予了布利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探视女儿的权利。布利斯谈到：“在听完我要说的一切之前，我绝对不会放他走，他的报告完全能够毁了我。”
最终，工作人员提交了正确的报告，因为，法官在公函中仅仅要求社会服务机构评估布利斯的能力，而非他的视障情况。“出于某些原因，你可以就残障问题提出一些假想的情况，供法庭裁决。”
争取平等法律权利
在应对自身诉讼的同时，布利斯加入了美国盲人联盟，试图通过制定全新的州立法，确保其他视障父母能够无需再次面对他所经历的艰苦的法律斗争。2009年，马里兰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了法庭在判定孩子的监护权、探视权以及儿童援助案例中，考量其父母残障问题的方式。根据该法案，只有法庭认为，残障会影响到父母的育儿能力之时，才会被列入考虑范围。
利可伯诺认为，健视者往往并不知道视障者应对自身残障的丰富经验，何况，他们在为人父母之前，早已习惯了双目失明的生活。她谈到：“正如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成为好父母那样，视障者也绝非人人都能胜任这一角色。我总说，视障并不总是导致意外情况发生的罪魁祸首，数不清的明眼父母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这就是此类突发事件被称之为意外的原因。”
玛聂琪介绍到，今年的法案也同样出台了新规，规定了社会服务机构在儿童援助案例中对待残障父母的原则。无论是因为虐待还是忽视，抑或仅仅是认为他们不具备抚育孩子的能力，但凡机构试图证明，某人无法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责任，就需要遵循这些全新的规程。然而，在遭到了马里兰州人力资源部的反对后，社会机构的案例得到了区别对待，以确保该法案能够在此次会议上得以通过。
马里兰州人力资源部担负着在全州范围内监督社会服务的职责，他们认为，新规的出台将会产生额外的问题，令孩子们更难摆脱受忽视与虐待的境遇。
支持型育儿服务
一旦认为父母的残障影响到了孩子的成长，根据该法案的原则，法庭就需引入支持型育儿服务，以取代对于他们的监护权与探视权的限制。当事人将得到机会证明，借助此类服务，他们的残障并不会对育儿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利可伯诺介绍到，此种支持型服务包括亲子班、能力建设培训以及与其他残障父母的交流等等。“如果已经有其他的残障父母经历过同样的情况，并且有着很好的经验，那么，我们还为什么要白费力气，重复劳动呢？”
身为马里兰州盲童家长支持中心的主席，利可伯诺早已习惯了为他人普及视障与育儿的知识。她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是法定盲人，因此，她也常常在自己家中实践这些育儿技巧。
有些视障父母往往借助某些发声装置，在嘈杂的环境中随时关注自己孩子的动向。但凡需要带着孩子们去游乐场或是购物中心，利可伯诺总是会在他们的衣服拉链或是鞋子上系上小铃铛，帮助自己根据悦耳的铃声确定孩子们的位置。她介绍到，还有些视障父母会在孩子们的口袋里放上些嘀嗒糖，或是给他们穿上特制的“响响鞋”。
丹尼尔森表示，美国盲人联盟也同样能够给予视障父母大量的支持。在联盟的官方网站上，不仅能够下载到专注于将印刷文字转换为语音的应用程序KNFB阅读器，还可以订阅通过电话，为用户们免费朗读报刊文章的服务项目NFB新闻热线。即使联盟无法提供相应的支持，工作人员也会尽可能的帮助视障者寻找他们所需的服务。甚至在某些按键的庭审过程中，该组织还会担任视障当事人的法律代理人。
利可伯诺表示，支持型服务的范畴并非仅限于专门为残障人士所提供的资源，任何有助于视障者的技能培训班都有可能得到法庭的承认。丹尼尔森谈到：“我们的所有服务并非都专注于视障问题，但是，无论视障者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国家盲人联盟都会尽力提供帮助。”
